《竺可桢日记》中的西迁首站
今天，2024年3月7日，是浙江大学竺可桢老校长诞辰134周年。从科学家到教育家，他用一生诠释了“求是”精神。
《竺可桢日记》手稿 图源：中国档案报
1937年12月6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自至杭长浙大以来，余两鬓几全白，颓然老翁矣。”此时的竺校长不过47岁，自他接任浙大校长以来也仅一年半余，何以至此？
自淞沪会战以来，竺校长一直在为浙大寻找安全的教学之所而殚精竭虑，1937年的最后三个月，他几乎奔波不停，一直在南京、杭州、建德和江西之间辗转。
当年十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已于长沙成立联合大学，中央大学也迁往重庆，浙江大学虽也进入战时状态，但依然坚持九月照常开学上课，师生们的生活就一直在敌机的轰炸中进行。
仅9至11月，警报就在一百次以上，读此时期的《竺可桢日记》，“有警报”“又有警报”“已有警报”“又发警报数次”等都是常见字眼。11月3日的日记记载：“自浙大九月廿日上课至十月卅号，六星期中因警报而不能上课时间，自晨至晚平均为16%，最坏为8-9，占28%，次之下午2-3，为22%。”
正是在这一危机时刻，10月25日，竺可桢来看望天目山的师生并发表了《大学生之责任》的演讲，勉力师生“应以拯救中华，转移国运为己任”，让大家再次思考了至今每一个浙大人都要终身思考的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可以说，竺校长的两问就是在敌机的隆隆轰炸声中提出来的，他是在问学生，也是在问未来之中国。他很清楚，未来中国是什么样，就取决于学生们对这两问的思考与回答。
竺校长时刻关心战局，并也早做准备，新生全部转移至天目山上课，同时考虑新校址，先选定湘湖，后决移建德。11月11-15日，浙大师生陆续迁往建德，18日即开始在建德上课。
但此时，竺校长也只是将建德作为临时过渡之地，因为他已经在接洽江西吉安新址，而在此人心浮动之际，他多次召集学生谈话，“嘱学生安心读书”，并表示“非日兵至富阳则建德不移，非日兵至余杭则天目不移。”值此关键时刻，竺校长犹如浙大的定海神针，不过，为万全考虑，“杭州不失守，暂不离建德，但江西吉安方面则积极进行。”
12月9-16日，竺可桢赴吉安勘察迁校地点，接洽落实各方面事务。17日即决定提早迁校，“杭州如失守，则公路必断，而浙赣或不通，故不得不先迁也。”正因为竺校长的未雨绸缪，提前规划，浙大才能顺利走上西迁路，于国运关键时期保存文脉火种。
12月24日起，浙大师生陆续撤离建德，迁往吉安。浙大在建德办学不过四十天，竺可桢不仅统筹全局，缜密规划，还事无巨细，亲自过问。
临行前一日，12月25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一事，令人动容：“八点房东孙太太来，不肯受房金。余等先后共住四十天，予房金四十元，坚请肯受，并备早餐，可感也。”
学生在轰炸中学习，教师在轰炸中教学，校长在轰炸中办学，所有浙大师生都在用自己的生命挺起中华的文化脊梁，不仅是精神意义上的生命，也是生存意义上的生命。
12月27日下午两点，竺校长离开建德赴赣的第二天，“又有警报，未几，日机来投弹，渐投渐近渐响，一弹声震窗户，余即伏地，若再一弹必近头顶，但声渐远，至解除后出外，则东升对面不到二百码地打一弹，又西门内至第一旅馆转角处落一弹，死一伤二。”竺校长寥寥数笔，冷静沉着，丝毫未感到“死里逃生”的庆幸之情，但作为读者读到此，确感身临其境，不得不为这一庆幸长吁一口气。
建德的竺可桢纪念墙 图源：王慧敏
竺可桢在日记中一般只记事，少有感情抒发，但正是这些琐碎繁杂之事更加体现了他在接任浙大校长之日与学生谈话时所述《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中所说的：“竭诚尽力，豁然大公”，“愿以最大的诚意与专注的精神，来力谋浙江大学的进展”。这可谓是竺可桢执掌浙大的初心。
当时的竺可桢校长不会想到，建德只是颠沛辗转五千里的开端，他即将开始的是一场世界教育史甚至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文军长征壮举，但是，他带着他的竭诚与大公，带着浙大师生，踏上了漫漫西迁路，在中华大地上播撒求是精神。
作
者
介
绍
王慧敏：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投稿邮箱：qztheory@163.com
图片来源：王慧敏 李丽
今日编辑：毛清萍 刘蕴晗
责任编辑：奚婉 樊畅
往期推文: